“供給側”作為一個不斷升溫的詞匯，其熱度在可預見的時間內，注定還將繼續(xù)升高?！肮┙o側”是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”的簡稱，其權威表述為：“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，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，增強經濟持續(xù)增長動力，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(xiàn)整體躍升?！边@一表述的深意或在于，它不僅是一個國家宏觀經濟層面戰(zhàn)略調整的新提法，同時意味著中國社會總體治理戰(zhàn)略的調整與轉變。
而財稅體制改革是與我國整體經濟改革同時推進的重要舉措，關乎全社會每個人的切身利益。如今，這項改革正在本屆政府的推動中不斷深化。
那么，在供給側的背景下，財稅體制改革何去何從?如何理解“稅痛”?“稅痛”的具體表現(xiàn)在哪個幾個方面?怎么做可以消減稅痛?本報記者就此專訪知名財稅倫理學者、西安市稅務學會副秘書長姚軒鴿。
“供給側”為財稅改革提出新要求
記者：在供給側的背景下，財稅體制改革需要有哪些作為?
姚軒鴿：“供給側”為財稅改革提出了新要求，也就是為未來中國財稅改革提出了主要目標與使命：
第一，必須明確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，徹底改變政府責任錯位與越位的問題。根本措施在于，啟動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，改變目前民主位階較低的現(xiàn)狀。近期目標在于通過建立和實施協(xié)商民主，建立國民利益表達機制，改善政府與民眾之間“信息不對稱”的現(xiàn)狀，實現(xiàn)供需信息的透明化，重點在于切實落實《預算法》，強化財政支出的透明與公開，保障公共資金收支權力能得到有力有效的“閉環(huán)式”監(jiān)督與制衡。
第二，必須通過“系統(tǒng)性”重構的“供給側”結構性財稅體制改革，全面彌補公共資金來源與支出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缺陷，全面化解公共產品供給成本高、數(shù)量少、品種單一等矛盾。在稅收方面，政府要減稅、減權，做好本分。要通過“費改稅”，全面降低納稅人稅負。在支出方面，要借用大數(shù)據(jù)時代的技術優(yōu)勢，準確收集全體民眾的真實性公共產品需求與私人產品偏好，徹底改變以往根據(jù)政府及其官員的意志與偏好供給公共產品的習慣性做法。既要“取之于民”，“用之于民”，更要“用于民之所需”。關鍵是，必須建立公共支出權力“閉環(huán)式”有效監(jiān)督機制，消減公共資金浪費現(xiàn)象，堅決消減公務成本。
第三，要重視公共產品結構缺陷問題，研究供需錯位問題存在的主因，徹底解決公共產品合意性差、性價比低的問題。既要重視“低級需要”、“物質主義動機”，或者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等物質性需要類公共產品的供給，也要重視“中級需要”、“社會性動機”，即社會性需要，諸如歸屬和愛的需要以及自尊等需要類公共產品的供給，特別是認識和理解的欲望、審美、自我實現(xiàn)等高級需要類公共產品的供給。核心在于加大基本制度類———諸如人道自由、公正平等類制度性公共產品的供給。既要重視“內在屬性”公共產品的供給(民生類)，更要注重“外在屬性”類公共產品、“表現(xiàn)屬性”類公共產品、“抽象屬性”類公共產品的供給，等等。
第四，必須借助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”的契機，徹底解決公共產品供給機制落后低效的問題。為此，必須建立公正、公開、透明的供給機制。而且要通過公共產品生產過程和體系等要素的優(yōu)化，全面提升公共產品總體供給水平的提升。
進而言之，“供給側”為財稅改革提出的新要求與新期待如下：第一步要通過“總量減稅、總體減速”，消減普遍性、表層的納稅人“稅痛”；第二步則要“財政透明、預算公開”，建立財稅權力長效監(jiān)督機制，逐步解決征納稅人之間權利與義務分配不公的根本問題；第三步要“擴大稅權民意基礎，建立利益表達協(xié)調機制”，確立“納稅人主導的稅制”，逐步解決公共產品供給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與根本問題，直接促進和保證公共產品供求關系的高位階動態(tài)平衡，間接促進和保證私人產品供求關系的高位階動態(tài)平衡，最終增進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的福祉總量。
消減稅痛是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問題
記者：您在前面提到消減納稅人的“稅痛”，這里所說的“稅痛”怎么理解?
姚軒鴿：邏輯上，如果國民給國家交了稅款，但卻沒有交換到預期的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話，這個國民的公共需求便未得到滿足，便會產生一種痛苦的心理。這種痛苦的心理，便是“稅痛”。毋庸置疑，凡是納稅者“稅痛”越大、越強烈、越持久的稅制，便越惡劣越落后，越難以籌集到期望的公共產品生產資金，只能提供合意性低的公共產品和服務，從而消減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的福祉總量。換句話說，“稅痛”大意味著很難提供高性價比的公共產品和服務，意味著公共產品供給不足。
相反，凡是納稅者“稅痛”越小、越短暫的稅制，便越優(yōu)良越先進，越容易籌集到期望的公共產品生產資金，并提供合意性高的公共產品和服務，滿足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的公共需要，增進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的福祉總量。同理，“稅痛”越小、越短暫的稅制，越容易提供高性價比的公共產品和服務，也就意味著公共產品供給到位。
由此可見，消減“稅痛”自應成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與重點。
記者：請您介紹一下“稅痛”有哪幾種具體表現(xiàn)?
姚軒鴿：主要有四種“稅痛”。最強烈的，也是最淺表的“稅痛”，便是納稅者因稅負太重所感受到的“稅痛”，即所謂的稅負“稅痛”。道理在于，由于稅負較重，一方面直接減少了納稅人可支配的收入與財富，很容易被關注和在意，容易“痛”；另一方面，也因為此類“稅痛”最強烈，容易被觀察到。自然，社會各界關于消減此類“稅痛”的呼吁之聲便最大，但客觀上，也相對容易被消減。
其次的“稅痛”即所謂的稅種“稅痛”。顧名思義，也就是由于稅種不同所帶來的“稅痛”。比如直接稅與間接稅相比，直接稅的“稅痛”敏感度相對較大，間接稅的“稅痛”敏感度相對較小。即是說，在相同稅負之下，直接稅的“稅痛”感要大一些，間接稅的“稅痛”感要小一些。
或者說，在納稅者交納相同稅款的前提下，兩類納稅者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滿意度是不一樣的。直接稅納稅者對公共產品的性價比期待要高一些。因為他知道自己實際交納了多少稅款，也就自覺不自覺地在意和追問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質量與數(shù)量。相反，間接稅納稅者對公共產品的性價比期待要小一些。因為間接稅納稅者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真正交納了多少稅款。自然，其“稅痛”感就會相對小一些，不太在意稅款的真實用途和效率?？陀^上，便容易忽視對政府用稅的監(jiān)督與防范，縱容稅權的濫用與作惡。
再次的“稅痛”便是因為征納之間權利與義務不平等導致的“稅痛”。既包括征稅環(huán)節(jié)不平等導致的“稅痛”，也包括“用稅”不公導致的“稅痛”。質言之，此類“稅痛”是指征納之間基本權利與義務分配不遵從平等原則、非基本權利與義務分配不遵從比例平等原則所導致的。一句話，只有“取之于民”，沒有“用之于民”，進一步說，沒有“用之于民之所需”。直言之，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沒有遵從公正平等原則分配。
最后的“稅痛”，也就是稅款的征收和使用未經納稅人“同意”之“稅痛”。這是因為，一方面，“同意”意味著財稅權力的合法與否。而且，唯有在合法財稅權力保障下的權利與義務分配才可能公正平等，在不合法財稅權力保障下的利益索取與奉獻由于無關乎權利與義務，也就無關乎公正與平等。另一方面，因為“同意”直接關系著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的合意性，關系著納稅者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滿意度，以及主觀“稅痛”的大小，所以，也就關系公共產品供給與需求的動態(tài)平衡度。
由此可見，如果能有效消減這四種“稅痛”的話，便意味著公共產品和服務性價比的提高，意味著供給側改革的到位，以及全社會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供求關系的高位階動態(tài)平衡。必須說明的是，公共產品性價比的提高，本來是私人產品高性價比的前提和保障，比如優(yōu)良市場經濟規(guī)則的制定與捍衛(wèi)等基本制度創(chuàng)建類的公共產品，等等。
把握重點分清主次
記者：您認為消減“稅痛”應該怎么做?
姚軒鴿：公共產品的“高性價比”不僅有助于滿足每個國民基本物質類公共需求，比如安全、生存、人際等等，也有助于滿足每個國民社會層面類公共需求，諸如自由、尊嚴、法治、民主等等，同時還有助于每個國民高級精神類公共需求的滿足，諸如創(chuàng)造性、藝術性需求等等。
當然，從“稅痛”消減的難易與強烈程度而言，消減“稅痛”的順序是：稅負之“稅痛”——稅種之“稅痛”——征納不平等導致的“稅痛”，——“稅權”民意基礎不堅實之“稅痛”。但“稅權”之“稅痛”屬于最根本、最重要之“稅痛”，這一“稅痛”的消減，顯然有待于整個社會政治體制的文明轉型。
總之，不僅全面消減“稅痛”應該成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要義和重點，而且，消減“稅痛”還應把握重點，分清主次，講求智慧、策略與藝術，遵從“稅痛”的形成機理與規(guī)律。否則，一切看似動機良善的消減“稅痛”行動，完全可能事與愿違。而消減“稅痛”的實踐順序與改革目標應該是：加大減稅力度——降低間接稅占比——強化稅制公正——提升財稅權力合法性。唯有如此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可能結出預想的碩果，走出經濟長期下滑的泥淖，促進中國社會的文明轉型，最終增進全社會和每個國民的福祉總量。